“最悲伤小学作文”的背后：大凉山的毒品、艾滋和流动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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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篇由一位大凉山彝族小姑娘写的“最悲伤小学生作文”把大凉山推入了公众的视线。这个贫穷、交通闭塞的地方却染上了现代文明滋生的痼疾——毒品、艾滋、盗窃。一些掌握精英话语的主流媒体大肆谈论政府扶贫无力、当地“民族性格缺陷”——不思进取等。然而，在这种精英逻辑的掩盖下，大凉山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

写出“最悲伤小学作文”的彝族女孩

何处是凉山？

撰文 | 人类学者 张经纬

位于四川省最南部的大凉山地区，高原西枕，金沙江带，幅员皆为深山大壑，偶有高山平坝点缀其间，这片至今交通仍不便利的山区，就是彝族人民自古生息的土地。除了交通极为不便，凉山地区历史上以劫掠外来人口维持农业生产的经济方式，也让外界多望而却步。上世纪20年代以来，杨成志、林耀华、马长寿、曾昭抡等学者都以践履大小凉山，而成就一段学术事迹——在当时而言，能安全通过凉山便足称壮举。

以常识来判，如此交通不便，又加风俗迥别，今日之凉山在声望上当与富裕无缘，于其他方面也应默默无闻。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以来，这里渐渐以毒品和艾滋病感染者惊人的增长数量，积累了本不该属于这里的名声。

大凉山一位艾滋病患者

一个交通不便且仍处贫困的山区却为何染上了现代文明滋生的痼疾？为了解开这个问题，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绍华深入凉山，她找到了“凉山州里受到海洛因和艾滋影响最严重的社区之一”——一个高山盆地——展开调查。这一切，促使她提出了贯彻其研究始终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诺苏人（凉山彝族自称）……在海洛因和艾滋面前显得特别脆弱？与之相关的问题还包括：当地人的生活如何随着毒品开展？对于海洛因和艾滋这两个犹如孪生的流行病，当地人又是如何因应？”

带着这些问题，作者于2005年开始，走入了大凉山深处，在那里开始了她的田野工作。在田野调查期间，她结识了一帮“凉山兄弟”，透过这帮凉山兄弟的生命历程，刘绍华认识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加诸于这一山区民众的困境，以及当地民众的文化回应。在此基础上，她写下了《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一书，透过她的观察，刻画了这些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在诺苏民众的文化中烙下了时代的印记。

大凉山村落里墙上有“拒绝毒品”的标语

当文化结构遭遇社会变迁

经济发展的浪潮在20世纪末最终波及这片川南山区时，重重群山已经无法让这些山区居民置身事外了。水电发电厂等现代社会基础设施的出现，非但没有改善当地生活质量，反而因为“他们的收入太低，付不起电费”，折射出当地以往依靠物资或人力交换服务，缺乏现金收入的境况。同时，当地逐渐出现的集市贸易反映的“市场化及商品化扩展了当地人的欲望，尤其是年轻人……市场上形形色色的人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他们得以一窥在村落、诺苏世界，甚至中国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模样。”

尽管作者没有进一步发掘历史，但《华阳国志》中提到的“（汶山郡）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的经济模式，从文化上揭示了四川盆地山区与平原人群至少从16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发展出某种经济互补方式——山区人群在农牧空闲时，会短期前往平原，通过劳作等方式，换取一定物质收入，然后返回故乡。借助刘绍华提供的民族志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面临经济发展带来的外界刺激面前，古老的文化模式再次推动当代的诺苏民众延续了历史上的脉络。

大凉山一位艾滋病携带者

“二〇〇五年某个春日，我聆听着一名三十五岁的诺苏男子向我描述他在都市里的生活。……他们在都市游荡的经验，往往都与毒品、盗窃、坐牢有关，偶尔也伴随着病痛与死亡记忆，”作者通过对多位报道人的记录发现，这些类似的在都市中尝试谋生的体验，在当代诺苏青年男子中非常普遍。由于现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山地居民在语言沟通、教育，以及技能方面的薄弱，已经无法帮助他们实现简单的“庸赁自食”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变化，在原有文化模式指引下的人们需要通过文化变迁，重新适应新的结构。作者将“诺苏年轻人因为贪玩、吸毒，或寻求各种机会而流动到都市”的方式比作一种当代的“男子成年礼”，这些年轻人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向往与追寻尽管失之鲁莽，但至少刚开始时，他们有机会衷心实现自我”。

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由于文化上与他们暂时栖居的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利用盗窃来获得有限的现金收入，继而陷于囹圄，导致在都市中进一步边缘化，成为诺苏年轻城市体验的恶性循环。这种生活上的困境，加之凉山地区历史上对鸦片等成瘾物的“正面记忆，可能让年轻人因而对海洛因毫无防备，忽视其可惧的成瘾效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诺苏青年刚在城市边缘接触毒品时，使他们成为都市文化阴暗面的受害者。“诺苏青年的心态显示‘尝鲜’是其重要的吸毒动机”，作者同时指出，“海洛因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展现时尚与社经能力的指标，享受流行的海洛因象征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高低则反映出在都市里生存本领的能耐。”她用一个著名纠纷调解人（德古）的案例，展现了毒品在文化变迁中的角色，为感谢这位德古为人们调解纠纷，被调解人表示：“他不喝酒了，给他买毒吃！”这位调解人后来回忆了2000年时毒品带给都市边缘诺苏青年的后果：“现在都吸毒了，没打架的了，毒让他们麻了，没能力打了。”

大凉山

现代性付出的代价

很难说城市冒险带给诺苏青年的究竟是好、是坏，“那些外出返乡的年轻人往往自鸣得意……不过，他们的确见过世面，也大致学得汉语，此外，劳改或劳教戒毒也是难忘的学习经验……不少诺苏青年坐监时，居然也学到像是弹吉他等新把戏，返家后还可以现给亲友看，娱乐大家”，刘绍华如实写道，然而，城市经历留给诺苏青年的远远不止这些。随着海洛因被返乡青年带回家乡，“也令当地年轻人趋之若鹜”，在其调查的村落，“1995年左右毒品迅速扩散”，作者2005年所作的小型家户调查显示，“53位年龄介于15到40岁的男性当中”，70%曾有吸食毒品经历。

一方面，闭塞的环境、不便的交通使城市环境对毒品的禁令和道德谴责难以深入山区，使山地居民尚未意识到毒品的危害，甚至反而视其为“佳品”，加剧了毒品的泛滥；另一方面，山区环境终究贫困的经济现实，使得“毒品消费”的增长最终对这整个区域的居民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荷包短缺的吸毒者常用静脉注射的方式来解决成瘾需求”，根据对当地戒毒所1649名吸毒者的调查显示：“大部分都是农民和文盲，年轻人居多”。对于缺乏现金收入的诺苏城市“探险者”来说，注射成了他们拮据经济条件下又深罹毒瘾的妥协，然而，对于缺乏卫生常识又窘于收入不足的成瘾者而言“共用针头这种粗心行为便可能造成艾滋病毒在注射者间的传播。”

大凉山

如果说吸食毒品还不是成瘾者最大的灾难，那么由于不洁注射方式的泛滥，致命的疾病如影随形。书中不止一次出现诺苏青年淳朴、憨厚的笑容，不比任何其他地方的青年缺少灿烂阳光，却在不断攀升的艾滋感染率面前，渐渐枯萎。全书还有一半的篇幅留给了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包括国家、地方和国际上的合作项目在这个至今仍然交通不便的山区收到了不同程度的回应。有些利用诺苏家支本身的约束力控制了本村年轻人对毒品的依赖，然而，在更大的市场网络面前却显得力不从心。另一些曾经在国际上展现成果的措施，却因为无法融入当地业已存在的文化体系而变形走样。虽然，艾滋病感染者在过去由于当地总体缺乏疾病认识而免于歧视，但与医学常识共同增长的，是感染者与其他族人之间关系的淡漠。

发展中的问题，终须在发展中解决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还有当地社会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疾病的增长幅度有所放缓。在现代化、全球化冲击的浪潮前，所有人群都或多或少感受到长痛或是短痛，但凉山腹地的诺苏人们对这种痛楚的感受无疑更为彻骨。在付出了适应变迁的代价之后，我们富有洞察力的作者又把目光投向了第二、第三代走出凉山的诺苏青年，那些新来成都的年轻人“第一夜毋需风餐露宿，也不用投住贱价肮脏拥挤的旅社。他们在外混了多年的前辈，让他们的城市之旅顺畅许多，可以直通建筑工地，直通城市的生活之道……”

大凉山诺苏民众的感受到的匮乏、欲望，以及身罹疾病的困苦，只是这个国家在过程中，对现代性所作种种尝试之反馈的一个缩影。既然发展的潮流难以逆转，如何帮助那些山民们更快地融入现代的潮流，而非格格不入，或许是我们能更多思考和实践的方面。毕竟，发展中的问题，终须在发展中解决。

去年夏天，沿着金沙江岸边新修的公路和隧道，班车载我穿过了尚未完工的溪洛渡水电站路面，横跨金沙江而东。在此之前，我在凉山最后一站雷波县的向导不无骄傲地告诉我，这个在建水电站的基建工程改善了凉山与外界的交通，现在凉山到外界的距离缩短了许多。路边卷起滚滚沙尘的土方车，是这个发展年代的表征，曾经把贫穷感受和疾病带给这片山区的现代性，也注定是帮助人们摆脱这些沉疴的重要路径——沿着这条路径，我们的凉山兄弟终有一天将更稳健地走出凉山。

作者: 刘绍华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副标题: 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出版年: 2015-9

本文为原创内容，撰文：张经纬，编辑：禽禽。转载请联系书评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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